原来经济特区是这么回事

志说岭南 2024-04-11

省内各主要城市的现代化建设起步各异：

❶广州、汕头和湛江作为三大老牌城市，与近现代反封建反殖民史紧密关联。

❷韶关、梅州作为战时后方或特殊时期产业转移地区，曾有过相对繁荣期。

❸深圳、珠海则因毗邻港澳，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率先起步。

❹佛山、东莞、中山则分别作为省城的西、东、南三大平原腹地，紧靠大树大力发展工商业。

❺潮州、惠州、肇庆作为老牌历史文化名城，是韩江、西江和东江这几大江河孕育出来的璀璨明珠。

❻揭阳、河源、清远、阳江也受惠于江河之利。

❼云浮和汕尾因远离区域中心而各凭山海特色自立为市。

❽茂名则是借助能源、重工产业大力崛起。

❾江门则是有侨乡之利，乘时代东风而起。

↣接下来几期将分别介绍上述城市建设史，敬请关注留意。

今天我们就聊聊经济特区的往事吧：

深圳光明科学城内，综合粒子设施研究院首栋建筑开工建设；

通过港珠澳大桥，越来越多的港澳科技创新合作项目落地珠海；

汕头2021年亚洲青年运动会主场馆已顺利封顶，静待八方来客；

厦门的火炬高新区正迎接更多新兴产业，朝着下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迈进……

1980年8月26日，设立首批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被历史选中，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排头兵”。40年来，4个经济特区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在各个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充分发挥了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窗口和示范作用。新形势下有新任务，新时代赋予经济特区新的挑战和使命。

改革先行者——经济特区之路

以下文章选自《经济特区是什么》和《经济特区四十载：改革“先行者”整装再出发》

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40年前，设立包括深圳在内的四个经济特区。在这些“实验场”里，中国经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虽是“摸着石头过河”，却也“杀出一条血路”。

40年弹指一挥间，经济特区始终走在社会变革的最前沿，以“排头兵”身份为中国经济发展破冰蹚路，打拼出一片新天地。特区是什么？其答案也愈加清晰。

破与立

变革都需要突破口。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刚刚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亟需一个披荆斩棘的尖兵来“搞活”经济。承担重任的，正是经济特区。

1980年5月，“出口特区”正式改名为“经济特区”。同年８月，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随着经济特区创建工作陆续展开，无数急于摆脱贫困的中国人涌向这里。短短几年功夫，“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水草寮棚”的渔民村变身“家家万元户、户户小洋楼”，让中国人确信：这个方向没错！

尝到“甜头”的中国，秉持着“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方向，于1988年4月决定海南正式改制为省并划定海南省为经济特区。2010年5月，又设立了霍尔果斯和喀什

经济特区队伍不断壮大，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样本也由此立起。

试与闯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一只张开翅膀、伸开利爪，正搏击风浪的大鹏鸟——这是新中国第一张股份制企业股票上的图案，也成为经济特区先行先试、敢打敢拼的见证。

1983年7月8日，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原始股”，由此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深宝安”，更首开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先河。

不仅发行中国“第一股”，40年来，深圳还建成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创造了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等多项先例。同时，深圳颁布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砸烂“铁饭碗”“大锅饭”；率先取消一切票证，粮油肉菜敞开供应，推进物价改革等措施，更突破了众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

正是这种打破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从原有体系和习惯中解脱出来的“玩法”，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蹚出了许多新路子。

工作人员态度生硬、机关办事拖拉，是部分外商早期对经济特区的印象。面对这一诟病，1987年4月29日的《汕头特区报》登出一条“24小时内答复”的口号。当时的汕头经济特区管委会明确规定，各职能工作部门对外商询问的问题应在24小时内作出答复，在国内首开政府机关对企业服务承诺制先河。一时间，来汕头投资设厂的客商大幅增加。

1992年，“珠海百万元重奖科学家”的新闻轰动大江南北。当年的首届科技进步突出贡献奖励大会上，珠海在全国率先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进行重奖，获特等奖的每位首席获奖者奖品总值超过100万元，这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科技界“重精神、轻物质”的传统。在此后多年发展中，珠海打造的“人才洼地”效应不断凸显。

“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厦门的“高颜值”令人印象深刻。与其他特区相比，厦门40年发展的一大突出特征是协调。1994年厦门市获得经济特区立法权以后，出台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就是《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2019年中国工程院发布的一项评估显示，厦门市生态文明指数位列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第一名，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摒弃陈念、敢打敢拼，40年来经济特区打造了“知识”“技术”“管理”“对外政策”四个窗口。从这些窗口中，中国看到了世界的样貌，也找准了自身发展方向。

兴与新

破与立、试与闯，让经济特区成为改革样本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振兴，并有力带动了地区乃至全国经济成长。

深圳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边陲小镇在40年间迅速发展为现代化大都市。1979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仅有1.96亿元，到2019年已达到2.69万亿元。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1985年的1915元提升到2019年的62522元，32年增长31.6倍。

设立经济特区就是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以此为出发点，中国采取了“渐进式”改革开放路线，以经济特区的“点”带动沿海地区“线”，再辐射内陆地区的“面”，从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受益于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的经验与红利，中国经济规模也迅速扩大。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接近10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当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末的2.5亿人减少至551万人，距离全面脱贫仅一步之遥。

特区发展之“特”不仅体现在“快”，也反映在“新”。带着“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开放、特别能创新”的新内涵，深圳加快了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的步伐，5G、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孕育出华为、中兴、腾讯、大疆等一大批全球知名企业，成长为一座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在如今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中国更需要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不断寻求突破。可以预见，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的经济特区，还将继续“特”下去，肩负起新的国家使命。

开拓创新视野无疆——

激发新活力，坚持改革改革再改革

日前，深圳拟通过特区立法，在全国率先创设实行企业除名制度，解决企业“退出难”问题。去年9月，深圳市企业“秒批”系统正式上线启用。只用几十秒即可完成一些公司原本需要1天时间的申请注册手续。这“一出一进”背后，彰显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活力。

近年来，深圳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创新举措，激发了市场持续不断的活力与动力。深圳商事主体总量和创业密度，已连续多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据统计，2019年深圳新登记商事主体50.5万户，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累计共有商事主体340.6万户，同比增长8.5%，平均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253户。今年3月，深圳推出2020年优化营商环境改革重点任务清单，涵盖14个重点领域，提出210项改革举措，全面打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

同样是在3月，珠海印发《珠海市全面深化改革2020年工作要点》，着力推进“1+1+10”方面46项改革举措，其中包含“立法创新”的深化改革工作。早在2017年，珠海就出台法治政府建设系列措施，明确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任务、完成时限和检验标准，并在全国率先探索“改市场巡查为随机抽查”工作，搭建完成“双随机、一公开”综合监管平台，实现随机抽查全覆盖，公示100%。

近年来珠海不断立法创新，为中国法制化建设“探路”。除此之外，珠海还组建专业法律服务团队，制定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配套规范性文件，营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今年8月，珠海市荣膺全国首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称号。

在汕头，政府的“服务意识”一样令人赞叹。40年来，汕头始终不忘经济特区先行先试职责使命，主动抢抓“双区驱动”“双核联动”叠加利好，通过加强与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的对标学习、对接合作，以不断的改革激发自身的发展潜能。党的十八大以来，汕头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实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38条，27名市领导对口联系服务230家企业；完成148家“僵尸企业”出清重组，撤销67家改制企业留守机构；“放权强区”，下放327项市级权限到区……

厦门的金融体制改革也书写着它作为改革“试验田”的传奇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凭着闯劲，厦门先行先试，率先探索举外债搞基建，向科威特政府贷款修建高崎国际机场，其后又筹借款项完成码头、自来水等工程，逐步完善空港、渔港、通信、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

动起来的厦门，将改革活水注入全社会。在创新驱动、营商环境、社会治理、生态环保、党建等方面，厦门打造了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有特色有影响力的“厦门经验”，完成了一个接一个的“首次”“第一”“率先”，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激荡澎湃动能：2019年，厦门全市生产总值比1980年增长925倍，财政收入增长738倍，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4548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7倍……一个个的“厦门蓝本”走出福建走向全国。

打造新优势，扩大开放开放再开放

“我现在成了外籍人士的深圳‘导游’。”来自美国的加里·伊丝觉得自己走过那么多城市，深圳多元的社会、多层次的医疗系统、便捷的交通让他很难不爱上这座城市。数据显示，目前深圳全市外来劳动力954.45万人，占就业人口规模的82%，实际吸纳外来劳动力突破1000万人。截至今年6月底，深圳就业人口规模达1170.35万人（失业保险参保数据推算），同比增长2.76%，为历史高位。

经济特区的开放，吸引的不只是国外友人，越来越便利的通关模式也成为特区对外开放的“利器”。8月18日，伴随首批通关旅客的到来，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正式开通启用。一水相隔的横琴与澳门，彻底告别20年来的“两地两检”模式，开启“1分钟跨境”的新通关时代。

近年来，珠海不断打开对外开放之门，举办了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WTA超级精英赛、中国国际马戏节、中拉国际博览会、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等一系列国际盛，展示了珠海开放、合作、宜居的国际化城市形象。对外开放为珠海带来了蓬勃生机和日新月异的变化：数据显示，40年间珠海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了2000多倍，年均增长22.1%。截至2019年年底，珠海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248个，合同外资金额累计766.49亿美元，实际外资金额329.89亿美元。

作为国内唯一一个因“侨”而兴的试验区，汕头的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架起了汕头与海内外互联互通的“桥梁”。

中泰（汕头）华侨中心项目是年近80岁的泰国华侨、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陈振治，为阔别已久的家乡汕头带来“见面礼”，该项目计划在汕头华侨试验区建设泰国中华总商会基地、华侨华人创业创新服务基地等，总投资额达100亿元。据统计，截至5月底，华侨试验区直管区存量登记注册企业625家，总注册资本451.47亿元；直管区现有在建项目39个，年度投资计划152.9亿元。

日异月殊的变化也在厦门上演。湖里悦华路２号，坐落着一家工厂——1982年1月10日落户厦门的“印华地砖厂”，是厦门经济特区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印华地砖厂发挥出领头雁的作用，数年间引来了宏泰发展、联侨企业、裕成建材等外商独资企业入驻。此后，跨国企业更是纷至沓来，包括柯达、通用、戴尔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抢滩登陆。

如今，厦门在招商引资方面跑出“特区速度”。相关数据显示，近一年来，厦门全市累计生成对接招商项目3199个、预计总投资1.4万亿元，其中世界500强项目197个、中国500强项目174个、大型央企项目114个、新锐企业项目50个；落地项目983个、总投资3500亿元，以中航锂电、天马6代等百亿级项目为代表的一批优质项目动工建设。

催生新动能，务须创新创新再创新

40年间，科技创新一直根植在四个经济特区的“基因”中。

完成全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约60万人份，全国日通量可达16万例；项目已落地国内十余个城市，与海外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启动合作洽谈……这是全球抗疫中，深圳华大基因运营的“火眼”实验室目前的“战绩”，为全国乃至全球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深圳力量”和“中国技术”。这，也是深圳持续推动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近年来，深圳科技财政资金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不断加大，鹏城实验室、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深圳湾实验室、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第三代半导体基础设施、量子信息科学研究平台等一大批高水平研究机构先后落地，推动原创性创新不断取得重大突破。

从百万重奖科技人才，到为人才立法，在科技与人才方面，珠海创造了多个“全国率先”。近年来，珠海创新采用“澳门资源+先进技术+高端人才+横琴载体+政策支撑+成果共享”的多元合作模式，实施更加开放的产业政策，引进落地一批重大新兴产业项目。其中就包括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中科院智能超级计算机中心、中德人工智能研究院、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等一批高新技术研究机构和新兴企业都在这里聚集。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等国家层面利好的加持，珠海凭借毗邻澳门的地缘优势，在与澳门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方面开创了新的篇章。

处在粤东的汕头，科创的土壤同样肥沃。处于汕头经济特区核心地带的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将要启动建设创新研发、数字经济、金融、文创等主题总部产业园区，位于汕头东部；而位于西部的国家高新区，将在推进“5G智能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园区和人工智能产业孵化平台方面发力。

作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厦门提速抢跑打造全国直播电商中心城市：出台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18条措施、发布直播电商三年行动方案，最高2000万元扶持电商直播产业发展。更多产业基地和直播机构来厦发展，让厦门“直播之城”的羽翼不断丰满。同时，早早瞄准“二次元”的厦门，也在动漫游戏产业不断发力。2008年，厦门动漫游戏产业的年产值约5亿元，历经十年发展，厦门市动漫游戏产业的规模持续扩大，2019年全市该产业的总收入已超过百亿元。

附❶ 改革开放后，内地城市依权限可分以下层次：

从低到高分别有县级市、地级市（含不设区的市）、较大的市（有地方立法权的地级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和直辖市。其中：1983年（开始推行“地级行政区划改革”）以前，县级市称“地辖市”、地级市称“省辖市”。

附❷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下省内几大经济特区的城市建设进程，昨天我们已讲过汕头市的发现概况，这一期我们一起了解下深圳市和珠海市的情况吧：

深圳市

建城：

深圳最早的前身为广州府宝安县，宝安作为县建制始于公元331年（东晋咸和六年）。

建市：

1979年1月，撤销宝安县，设立深圳市（地辖市），11月定为省辖市。

1980年8月26日，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

1981年10月，恢复宝安县，辖深圳经济特区外原宝安县区域。

90年代初期深圳国贸大厦

1988年11月，将深圳定为计划单列市。